卫生部开的大会,还是仿照老规矩,在主席台上弄了一排桌子,铺上大白布,一桌摆一束假花,就插个玻璃瓶里,旁边再放个有名字的牌子。
现在全国的会议都是这么一个模式,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发明的,反正没版权,大家就随便用吧。
这么一用就是几十年,到有了电视机的80年代,你走遍全国,估计已经找不出其他形制的会议厅布置方案了,想想由此省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设计师,将他们全部派出去搬砖,不知道又要创造多少社会价值。日复一日的积累下来,可以说,全中国的小水电,都是没有成为设计师的搬砖工用瘦弱的肩膀和细嫩的手臂修筑的。
gmp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互相谦让一番,依序走上台,坐在了各自的名字后面。
gmp筹备委员会和gmp委员会一字之差,区别还是蛮大的。简单的说,gmp筹备委员会是挑选gmp委员会的机构,但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上下级的关系,gmp筹备委员会负责挑选提名,得到提名的这些个人呢,则会先组织一个叫做预备会议的东西,大家再投票,将互相觉得不靠谱的人给选下去。
这么一说,其实又像是上下级了。筹备委员会就像是上级政府,他们把提名给整出来,还多整几个,算是差额选举的模样。接下来,预备会议就是要大家演一场好戏,将预定的陪跑队员给选出去,由此彰显民主。
然而,制度的威力是可怕的,最可怕的是,利用制度的并不一定是因制度而失意的人,那些想要攫取更大权力的人,往往也会利用制度。
蒋同化就绝对不会放过眼前的机会。
他是混卫生系统圈子的,这是一个大圈子,资源丰盛的像是非洲大陆一样。首先,全国的医院都可以看做是这个系统内的资源,虽然地方政府总是共享资源,但剩下的资源也足够多了。除了医院以外,各地的药厂也免不了卫生部的业务指导,就像是现在的gmp,它是药品质量生产管理规范,一旦实施,药厂不符合要求的,即使地方政府再支持,他们也只能来京跑部寻求解决方案。而与学者们密切相关的研究所和学校,受到卫生部的控制就更严密了,卫生部目前拥有12所高校,其中不仅包括了著名的协和医科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,还有两所中字头的重点:中国医科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,再往后算,具有地理优势的北京医科大学、上海医科大学还有同济医科大学的油水也很丰厚,中山医科大学的位置也不算太差……
总的说来,蒋同化太想徜徉在这个圈子里了。
不过,越大的圈子背景就越复杂,蒋同化最近十年能发起来,就是因为自己的好师弟梁策。
梁策家里世代行医,专治跌打损伤,疑难病症——当然,这个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家祖父辈就给领导裹伤口了。
到现在,梁策中西医兼修,堪称梁家的栋梁和未来,蒋同化也跟着落了不少好。
80年代本来就重文凭,博士文凭更是稀缺,蒋同化和梁策能混到今天的一步,也等于是上了高速公路。
但高速公路也得有休息站啊,一路狂奔爽归爽了,总有后劲不足缺油瞌睡的时间。
在蒋同化看来,这个药品质量生产管理规范委员会,就是个再好不过的将养之处,在这里熬几年资历,再一飞冲天都能行。
所以,早几年传出要修药品管理法规的时候,蒋同化就开始做准备了,他进gmp委员会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,虽然称不上是水到渠成,也是符合条件的。
可他的师弟梁策同学就不行了。
梁策是典型的高干子弟,脑袋聪明,有点本事,但目标之大,永远都配得上好高骛远四个字。一模一样的普通人,这样混到二三十岁,该倒霉的也就倒霉的差不多了,可高干子弟的核心就在于自我实现和自我预言,人家好高骛远归好高骛远,目标总能实现。
实现的办法,自然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了。
什么是天时地利人和?就是天上掉馅饼,地上牛排跑,人人热情自带护膝。
最重要的是,天时地利人和要表现的自然而然,既然达成目标,又不能让主上失去兴趣失去存在感。
这就好像上床的时候想省点劲,身边的大太监要是主动跑上去推屁股,那就是找死。一名优秀的大太监,此时要么找个胸大腰细的丫头去帮忙推屁股,要么就赶紧去弄一台逍遥椅回来。
杨锐就是蒋同化选中的逍遥椅了。
只要将杨锐选下去,不仅为梁策上台找到了理由,而且充满情趣。
在随后发下来的意见表上,蒋同化用钢笔重重的划在了不同意一栏,然后在后方的空白处,写上了两个字:杨锐。
意见表都是要实名递交的,蒋同化也不怕被人看到,待墨迹稍干,就拿起来用手指弹了弹,不屑的看向主席台上的蔡教授和伍洪波,暗道:卫生系统不是生物圈子,你们的手也伸太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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