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官们对于朱载坖的这种行为感到吃惊，他们认为朱载坖这个行为颇有些不智，如果说大明的言官是疯狗的话，这些还没入仕的士子就是疯牛，比言官可怕一百倍。

尤其是这些结社的文人，一旦得罪其中一个，那就是一群人蜂拥而上，不把你搞臭誓不罢休。

朱载坖问道：“本朝士子结社，起于何事？”

李春芳说道：“殿下，本朝的士子结社，其实起于元末。”

当时，社会动荡，战乱频仍，各地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，他们拥兵自重，图谋发展。身处乱世的文人们或者择主而仕，或者易地避乱，这就为他们集中聚会、宴饮酬唱提供了契机。

到了大明建立，朱重八可不惯着他们，虽然重八哥没有颁布禁令将文人结社予以禁止，但是采用了更为严酷的手段，高启因为魏观作上梁文而被腰斩于市，孙蕡因为蓝玉题书而坐论死，王行亦因蓝玉案坐死，黄哲以诖误罹于法，徐贲因事下狱死，张羽坐事自沉龙江等等，这些文人多是元季社事的活跃分子，太祖通过严刑峻法，严厉的打击了文人结社。

而永乐，仁宣时，大明国力强盛，朝廷迁都后，成祖对于结社并没有加以打击。怡老会社自此兴起。而国力的强盛大大刺激了文人的自信心和养尊处优的享受心态，结盟会社渐成风气，如大学士杨荣就时常召集馆僚雅聚杏园，宴乐赋诗。

弘治、正德时的首辅李东阳就曾经说过：“自洪武之开创，永乐之戡定，宣德之休养生息，以至于正统之时，天下富庶，民安而吏称。庙堂台阁之臣，各得其职，乃能从容张弛，而不陷于流连怠敖之地，何其盛也！”

尤其是宣宗皇帝，常常在万机之暇，游戏翰墨，常常君臣同游，庚歌继作的雅事，皇帝和阁老们的加入，使得文人结社，反而成了一桩雅事。

所谓上行下效，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，到皇室成员，再到这些馆阁重臣，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，既然这些高层官僚如此雅好于宴饮社游，其他的下层民众热衷于此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可以说，正是由于皇室贵族和馆阁重臣们长期地、频繁地进行集会唱和、宴游赋诗，甚至是亲自参与社事，才带动结社之风由朝廷逐渐向民间扩散，并最终风靡全国。

但是到了现在，这种文人结社早就不是之前的文人之间诗词唱和，而是一种政治团体。现在的文人结社概括起来有两种情形。一种是在党争中被削籍或乞归的官员进行结社。另外一种是在党争中发展起来的结社。

他们结社的目的，对于这些致仕或者被罢官的官员来说，一以标榜声名，思为复职之地；一以树立党援，冀为政争之具。对于那些还没有入仕的士子来说，就是通过进入会社，结识大佬，好为他们以后仕途铺路。

同时，结社的规模不断扩大。嘉靖以前的社事承宋元遗绪，规模都不是很大，一般只有几个或十几个成员，更多的带有志趣相投者结社议论的味道在其中。而到了现在，为了达到由野制朝、以社援党的目的，文人结社由讲求宴游怡情逐渐变为讲求声气延誉，对于成员的吸收和接纳就比较宽松，入社成员越来越多，社事规模也越来越大，以至动辄几十人、上百人甚至上千人。

嘉靖之前的结社，甚至避免谈论朝政，不少会社的社规甚至有明文规定：会间清谈，除山水道艺外，如有语及尘俗事者，浮一大白。清雅所至，视时事政务为“尘俗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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