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巧的是，韩琦与他前后脚赶到。韩琦与范仲淹是同时代人物，二人同时驻守陕州，同抗西夏。范仲淹驻守陕州，取守势，西夏虽然强横，却没有捞到便宜。范仲淹曾以此方略告诫韩琦，韩琦不以为然，率军冒进，在好水川打了一个大败仗。

好水川一战，是宋朝与西夏百年战争的一个转折点。在此以前，西夏虽然侵边，却名义上仍是宋朝的属国，没有自立。好水川一战之后，西夏开始独立了，不再承认宋朝为朝廷，才有了西夏国。

韩琦的好水川之败，使他在暂时间内受到攻击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好水川之败竟然成了韩琦进身之阶，在短暂的沉寂之后，他竟然不断升官，成了朝廷的一方重臣，还是“深通兵道”的那种“名将”。

这也折射出了，宋朝好坏不分，清浊不辨的官场风气。

作为老一辈知兵的“名将”，在辽军即将进攻中原的紧要关头，宋神宗想起了韩琦，下旨要他进京。韩琦接旨之后，大喜过望，攻击新法的良机到期了，连夜赶来，正好赶上商议大事。见到司马光，韩琦更加笃定，王安石罢相是必然了，不由得暗中窃喜。

没有人说话，屋里静得吓人，过了老半天，还是宋神宗率先说话。

宋神宗的语调很低，语气沉痛：“诸位爱卿，朕不敏，而登大位，本想上顺天心，下体民情，励精图治，革故鼎新，让大宋之强强于契丹。然天不佑朕，竟有雄州之败，辽国入侵在即。这是朕之罪，非臣之错。”

宋神宗深深自责，一语“非臣之错”，是在为王安石开脱。

为了变法，宋神宗和王安石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，反对新法的人很多，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琦这些人最为有名，是反对党的领袖。

雄州战败，给了反对派最好的反击良机，最好的反击理由，若他们不借此机会兴风作浪，司马光就不是司马光了。是以，宋神宗决定，把这些罪责揽到自己身上，就不会有人责怪王安石了。

“官家，臣有本奏！”司马光一听就知道事情要糟，要是宋神宗把罪过揽到自己身上，他要搞掉王安石，自己当丞相的想法就不可能实现，忙抢着奏本。

“说吧！”宋神宗又何尝不明白他的心思，有心不让他说话，可是，在这危难之际，团结才是最重要的，不得不让他说话。

“谢官家。”司马光深施一礼，这才缓缓而言：“官家自登基以来，心系天下，宵衣旰食，励精图治，大宋日趋富强。然，朝中有奸佞在侧，摇唇鼓舌，以邪说惑官家，天下不宁，徭役日重，战事频启。熙河之役，费钱亿兆，名虽拓地千多里，实为无用之地，于大宋何益？”

司马光越说越欢，声调越来越高，他却忘了，西北之地，自古便是地广人稀。王韶在熙河一役，拓地一千多里，逼使西夏数十万之民投降宋朝，这对人口本就不多的西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使得宋朝成功的从西边锁住了西夏，为最后成功的把西夏锁在西北之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王韶是宋神宗朝的第一名将，一篇《平戎策》备受后人赞赏，熙河之役更是大功一件。可是，却因为他支持变法，给反对派，给司马光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打击，最后落得身败名裂，郁郁而终的下场。

“雄州本是大宋坚城，牢不可破！辽国攻打上百年，不能逾雷池一步，为何在短短时日内失陷？”司马光一张嘴能说会道，不愧是写《资治通鉴》的人物，把这事归结为王安石的过罪：“明里看，是耶律洪基在十年前埋下伏子，实则是有人暗通辽国，出卖大宋。”

好大一顶帽子，一顶通敌叛国的大帽子，足以压死任何人。

“官家，君实所言极是！”韩琦忙附和：“雄州本是天下坚城，若无内应，怎能如此快就失陷？还请官家明察。”

“官家，臣以为，君实所言有理。”吕公著也是反对派的有名人物，马上就逮住机会，沉痛万分的道：“敌之在外不可怕，敌之在内最可怕，若要收复雄州，把辽国赶出去，唯有先治内。”

吕惠卿沉默半晌，把王安石瞧瞧，再把司马光、韩琦、吕公著三人瞧瞧，眉头拧得更紧了，却是没有说话。

“官家，都是臣的罪过，臣请辞丞相，愿担罪过！”王安石很明白，这些人就是冲他来的，若他不去，这些人是不会罢休的。

吕惠卿原本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，是变法的二号人物，只是在眼前这般巨大的压力下，他也选择了沉默，王安石被完全孤立了。

王安石终于开口请辞了，司马光离丞相一职更近了，三人不由得窃喜。

“若介甫去相，谁领相为宜？”宋神宗苦恼万分，一字一顿，言来极为不甘。

当然是司马光最合适了，只是，韩琦三人巧妙的选择了闭口不言。

就在这时，邵九快步过来，冲宋神宗见过礼后，把一份奏章呈上，快步退了出去。出去之前，看了一眼司马光，嘴角挂着玩味的笑容。

宋神宗把奏章打开一瞧，双眉一拧，打量着司马光，厉喝一声：“司马光！”

司马光听在耳里，大是欢喜，以为相位到手了，忙恭恭敬敬的应道：“臣在！”

他欢喜之下，却没有听出宋神宗的恼怒之意。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想的那般，宋神宗并没有命他为相，只听宋神宗大吼一声：“你，可以滚了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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